入住当天，遇到一位美国版雷锋，着实让人感动。人家同我们素昧平生，去超市给我们买来一天的食物。无以回赠，几个同学七拼八凑，总算从行李里攒出一点traditional Chinese food。那些原本用来应急的榨菜酱瓜，都被当做不算体面的礼物。这情景就像鲁迅那首打油诗里写的：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加州是华人聚居地，看到亚裔面孔总不免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公寓里有个女孩长得很具中国特色，长发、大眼、安静、羞涩。一天我满心期待地问：“Are you Chinese?”人家义正严词地回答“NO! I’m Taiwaness.”自此以后，见到亚裔我谨慎很多。
初到伯克利就见识到它与斯坦福的情仇纠葛。对于斯坦福，伯克利人有自己的称呼，that university或者neighbor institution,总之不屑于直呼其名。在加州有这样一句话：有钱人家的优等生念斯坦福，穷人家的优等生念伯克利。即便如此，伯克利每年三四万美金的学费还是让不少无缘奖学金的中国学生望而却步。
在BIO的orientation上领略了所谓的Berkeley校乐队，老美吹的很卖力，唱的也挺动情，那股认真劲儿让人忍俊不禁。之后的定向活动虽然有些傻，大家依旧很配合，热情高涨。我所在的小组鬼使神差拿了冠军，于是，我相当莫名得到了组织者所说的small surprise——事实上的确相当small，一个印有BerkeleyLogo的laundry bag。显然同组成员颇受打击，但大家表现得很大度，一位意大利妹妹乐呵呵地自我宽慰At least it’s quite useful。
真正的打击来自International House。作为礼遇，留学生被邀请在I-House的自助餐厅就餐。这顿午饭让我深切地体会到，能够被中国食物喂养大是何等荣幸！纵使美国人坐拥最强大的资本、享有最尖端的科技，他们不知道生抽和料酒的妙处，不知道番茄炒蛋和糖醋排骨，不知道椒盐排条和油闷茄子，不知道生菜除了夹汉堡还可以与蚝油同炒，不知道稻米除了煮食还可以做锅巴、包粽子、裹糍粑。中国人真该为自己的口腹之欲感到由衷的庆幸。主办方竭力尽地主之谊，午餐就数量和种类而言不可不谓之丰盛。但食物基本呈浆糊状，各类主食配上各色沙拉和酱汁，再配以厚重的奶油和芝士，欧美同学吃的很投入，中国学生咽得很勉强。
风尘仆仆的我们受BCSSA(Berkeley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邀请参加当地华人的一个聚会。到场才发现尽是基督徒。入乡随俗，餐前我们也跟着煞有介事地祷告，餐后还得旷日持久地唱圣歌。最哭笑不得的是，几个新近受洗的华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感言，深情并茂地向我们讲述主的灵光如何临及他，神如何与他同在，他的灵魂如何通达上帝。对于宗教，我没什么热情，大概是因为当年那几门宗教课让我伤神不已。基督徒慷慨陈词的同时，几个少不更事的高中生在一旁小声逗闹，一群上了年纪的访问学者神情漠然，一帮博士呆若木鸡，而我的脑子里则尽是龙树、提婆、休谟、斯文伯、普兰丁格、理查德道金斯，还有那个至今还一知半解的贝叶斯。这一刻，我陡然有种徐英谨附身的感觉。不得不提的还有刘宇光，为了他的论文我几乎成了比丘尼。
异国他乡呆久了难免有些不期然的宗教欲求，大批华人信耶稣也是情理之中。尤其是那句“有兄弟处就有活路，有姐妹出就有饭吃”让人体会到一种来自亲缘系统的归属感。无论假意还是真心，入教的人自有他的观点和态度，我们没必要轻率地评价，更没义务宣扬马克思，各人的立场存诸于心便是了。至于主的灵光何时照耀我们实在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时差还很混乱。
聚会上看到一些拖家带口的博士生，大多架着一副厚实的眼镜，笨拙的挤在人群里。让我唏嘘不已的是这之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虽然这个样本不完全可靠，但也足以让我难受好一阵。三四十岁的人看上去都年过半百，交谈始终不离研究领域，外行听来完全讳莫如深、不知所云。若不是真心向往，很少有人甘心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埋进书堆。刚开始或许是出于理想，甘愿皓首穷经无所求，但到了后来就分不清是勇气还是惯性了。书念久了会不知不觉丧失很多，无论外形还是心境。哲学家前赴后继地给幸福做注，亚里士多德、康德、密尔、边沁均给出自己的定义，但无论这些解释如何大同小异，终归不会有多少男人将幸福理解为，同一位形容枯槁的妻子无休止地探讨学术。
念书or不念书，这是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
真正的挑战还没有开始，我自杀式的选课势必带来一场空前的灾难。有时真得感谢中国的教育机制，挺过高考便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再绝望的境地都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加州是华人聚居地，看到亚裔面孔总不免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公寓里有个女孩长得很具中国特色，长发、大眼、安静、羞涩。一天我满心期待地问：“Are you Chinese?”人家义正严词地回答“NO! I’m Taiwaness.”自此以后，见到亚裔我谨慎很多。
初到伯克利就见识到它与斯坦福的情仇纠葛。对于斯坦福，伯克利人有自己的称呼，that university或者neighbor institution,总之不屑于直呼其名。在加州有这样一句话：有钱人家的优等生念斯坦福，穷人家的优等生念伯克利。即便如此，伯克利每年三四万美金的学费还是让不少无缘奖学金的中国学生望而却步。
在BIO的orientation上领略了所谓的Berkeley校乐队，老美吹的很卖力，唱的也挺动情，那股认真劲儿让人忍俊不禁。之后的定向活动虽然有些傻，大家依旧很配合，热情高涨。我所在的小组鬼使神差拿了冠军，于是，我相当莫名得到了组织者所说的small surprise——事实上的确相当small，一个印有BerkeleyLogo的laundry bag。显然同组成员颇受打击，但大家表现得很大度，一位意大利妹妹乐呵呵地自我宽慰At least it’s quite useful。
真正的打击来自International House。作为礼遇，留学生被邀请在I-House的自助餐厅就餐。这顿午饭让我深切地体会到，能够被中国食物喂养大是何等荣幸！纵使美国人坐拥最强大的资本、享有最尖端的科技，他们不知道生抽和料酒的妙处，不知道番茄炒蛋和糖醋排骨，不知道椒盐排条和油闷茄子，不知道生菜除了夹汉堡还可以与蚝油同炒，不知道稻米除了煮食还可以做锅巴、包粽子、裹糍粑。中国人真该为自己的口腹之欲感到由衷的庆幸。主办方竭力尽地主之谊，午餐就数量和种类而言不可不谓之丰盛。但食物基本呈浆糊状，各类主食配上各色沙拉和酱汁，再配以厚重的奶油和芝士，欧美同学吃的很投入，中国学生咽得很勉强。
风尘仆仆的我们受BCSSA(Berkeley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邀请参加当地华人的一个聚会。到场才发现尽是基督徒。入乡随俗，餐前我们也跟着煞有介事地祷告，餐后还得旷日持久地唱圣歌。最哭笑不得的是，几个新近受洗的华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感言，深情并茂地向我们讲述主的灵光如何临及他，神如何与他同在，他的灵魂如何通达上帝。对于宗教，我没什么热情，大概是因为当年那几门宗教课让我伤神不已。基督徒慷慨陈词的同时，几个少不更事的高中生在一旁小声逗闹，一群上了年纪的访问学者神情漠然，一帮博士呆若木鸡，而我的脑子里则尽是龙树、提婆、休谟、斯文伯、普兰丁格、理查德道金斯，还有那个至今还一知半解的贝叶斯。这一刻，我陡然有种徐英谨附身的感觉。不得不提的还有刘宇光，为了他的论文我几乎成了比丘尼。
异国他乡呆久了难免有些不期然的宗教欲求，大批华人信耶稣也是情理之中。尤其是那句“有兄弟处就有活路，有姐妹出就有饭吃”让人体会到一种来自亲缘系统的归属感。无论假意还是真心，入教的人自有他的观点和态度，我们没必要轻率地评价，更没义务宣扬马克思，各人的立场存诸于心便是了。至于主的灵光何时照耀我们实在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时差还很混乱。
聚会上看到一些拖家带口的博士生，大多架着一副厚实的眼镜，笨拙的挤在人群里。让我唏嘘不已的是这之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虽然这个样本不完全可靠，但也足以让我难受好一阵。三四十岁的人看上去都年过半百，交谈始终不离研究领域，外行听来完全讳莫如深、不知所云。若不是真心向往，很少有人甘心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埋进书堆。刚开始或许是出于理想，甘愿皓首穷经无所求，但到了后来就分不清是勇气还是惯性了。书念久了会不知不觉丧失很多，无论外形还是心境。哲学家前赴后继地给幸福做注，亚里士多德、康德、密尔、边沁均给出自己的定义，但无论这些解释如何大同小异，终归不会有多少男人将幸福理解为，同一位形容枯槁的妻子无休止地探讨学术。
念书or不念书，这是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
真正的挑战还没有开始，我自杀式的选课势必带来一场空前的灾难。有时真得感谢中国的教育机制，挺过高考便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再绝望的境地都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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