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水楼台

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

到超市拎着几箱蒙牛奶就去结账， 服务员拦住说：你不能买这么多！ 蒙牛卖脱销，超市在限购。 我义正言辞的驳斥：中国人都没有买中国奶的权利？ 你这个汉奸，任何阻碍都挡不住我热腾腾的爱国心。 当然我也高兴，中国还是好人多。 广大人民群众还是理性而爱国的。 汉奸以及被西方反华势力蛊惑的不明真相者，毕竟还只是一小撮。 回到家，儿子竟听信谣言，说这奶有毒不能喝。 我很悲愤，南方系也就罢了，反华势力和汉奸们竟连CCTV都占领了。 我拆开纸箱，拿出一包给儿子，自己一包喝下去， 在我的威严下，儿子痛苦的表情快乐的喝着，听着我语重心长的教导： 在这国难当头，困难时期，我们必须要团结。 不但不信谣，不传谣，而且要以实际行动去支持， 并且要毫无理由的坚持这样的信仰—— 国家无论做什么都是爱你的，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你； 个人利益需服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对待国家民族的自己人要像春天般温暖，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这奶即使有毒，毒死了，死在自己人手里，也比死在反华势力和汉奸手里好； 这奶即使有毒，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真诚善良容易受反华势力和汉奸伤害的国家在下的好大一盘棋； 这奶即使有毒，死了那也是为国捐躯，那也是无上的荣光。 如果这奶有毒，那西方反华势力和汉奸智商也太低了： 先下毒，再造谣，他们的阴谋我们必须去戳穿， 他们为了打倒我们的民族企业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要为祖国民族分忧，要为党和政府担难，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我还没说完，一箱蒙牛纯牛奶就喝没了 儿子喝的直胀气，我也感觉有点撑， 恍惚中，我发现儿子突然长高了一大截， 这就是国家对我的恩赐，爱国信仰的回报啊 我伟大的祖国啊，没有你就没要我，没有你我怎么活。 牛奶状态选摘： 宁要社会主义的毒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元宝。 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信仰问题，这是人民与敌人的分丫。 为了社会主义，为了民族崛起，为了祖国未来， 有什么是我不能舍弃的呢？又有什么是我不能不要的？ 不要说元宝，就是钻石，你能给么？ PS：我没想到这个日志的浏览量会这么大，连那篇我被骂的截图日志都没这么多，当然浏览量这么大也不奇怪，我被转发最多的状态也是一个天马行空但有创意有意思的讽刺。关于这个我有这么几个感想： 第一：...

前几天在德国各地玩了一圈，一直没什么机会上网，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等回家后发现乐清案已经是风云突变。在看了一堆谋杀派和车祸派之间的唇枪舌剑以及目击证人们的来回翻供之后，我整个人都思密达了，不得不绝望的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不明真相的群众。 既然真相扑朔迷离，咱姑且把它丢到一边，八卦一下那些和乐清案相关的“问题儿童”。首先是公盟的许志永同志。许志永以前做了N多年的好事，但是知道他名字的网民却跟大熊猫一样稀有。由于此人在乐清案中发表了一些和网民的期待相反的结论，于是乎一夜之间便从不怎么著名的维权人士变成了红透大江南北的五毛狗，如今我就是在贴吧上闲逛，都可以看到群众在深情的问候他的祖宗。 许志永早在两三年前就揭露过北京的“黑监狱”（去年末我国媒体曾有一系列报导），这些黑监狱专门负责收钱替地方政府消灾，拦截并关押上访人员（当然，某些地方的政府可能更喜欢用精神病院），无数上访人员满怀希望远赴京城，他们大概料想不到等待自己的只有非法拘禁。许博士在黑监狱外悍然犯下“违法拍照罪”，遭六七名男子殴打（幸亏此人挨打和逃亡经历十分丰富，抗击打能力远超常人，没有落得像另一位偷拍青年魏文华一样“被冠心病”的下场），对面甚至商量过是否要把他也关起来算了——这大概就是我父母经常教育我吃饱了撑的不要多管闲事的原因。事实证明，放走许志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尽管他后来写了一系列关于黑监狱不得不说的故事，但社会毒瘤们依然活蹦乱跳，09年时上访民女李蕊蕊便在黑监狱里遭人当众强奸。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法院主持正义，李蕊蕊获赔2300元又9毛，足慰人心。 这个“黑监狱”按我国的口径应该算是“临时工”，下面再来看看“正式职工”的表现。另一个八卦主角是跟许志永同属公盟调查团的刘沙沙，此人在去年10月时自称自己被一个假记者的电话钓出家门，随后被几名国保套上黑头套绑架（后来有两名在附近值班的保安和匿名清华大学毕业生证实看到了这一过程）并遭到殴打，对方甚至威胁要拍她的裸照放到网上。其它我印象比较深的关键词有“芥末油”，一下让人联想到了革命小说里的“辣椒水”。搞笑的是，大概就在这件事情的半年之前，刘沙沙曾质疑另一位自称在监狱里遭非人虐待的维权人士倪玉兰在撒谎，经过此事之后刘沙沙终于明白：在中国有两种故事，一种你长大后才知道是假的，另一种你长大后才知道是真的。 许志永和刘沙沙这两人的经历再跟倪...

自08年“拉萨事件”以来，我党向藏独分子们打响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战，把旧西藏描绘成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而达赖喇嘛则成了搞政教合一的万恶农奴头子，以此作为自己当年“和平解放”并统治西藏的合理依据之一。这话说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个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祖国稍有了解，就会觉得这种宣传无比可笑，因为就在中国“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爷爷就在中国的农村施行起了正儿八经的农奴制（而且正是此举导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乱”），虽然旧西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落后，但跟中国所谓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话那简直就像是人间天堂了。 美国藏学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对旧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细致的描述，和毛时代的农村做个对比，结果马上一目了然。根据此书所述，西藏的“差巴”（从领主手上分得“差地”的农奴）只要能够按时缴纳赋税，领主们对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过问，差巴们不仅可以雇人种地，甚至还可以把差地转租、典当，而这在毛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时代的农村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于连种植什么作物都必须接受统一安排，至于出租、典当什么的在他们看来更是天方夜谭了。按照我党当时的革命观来看，像西藏农奴这种身为“奴隶”居然还敢雇人帮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阶级”都不嫌过分。 但这点差距还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余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农奴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在日后甚至被共产党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80年代我党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打了自己的脸，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1】。至于毛时代的农村税负则在大跃进前后变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农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粮外，剩下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几乎相当于禁止农民拥有私人财产。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是“卖粮”，那也不亏啊！这就完全搞错了，十块钱卖一斤大米和一毛钱卖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自发进行的交易才是双方主观上都认为“不亏”的，对方只肯出一毛钱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相反，如果一桩交易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执行，那么被强制的那方实际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时代的时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粮食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