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